张骞墓位于陕西汉中市城固县团结乡饶家营村北约200米处。1938年,正值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由西安迁至汉中城固不到半年的国立西北联大历史系考古委员会,于7月3日至9月2日主持并实施了对汉博望侯张骞墓的发掘和增修。这次发掘是迄今为止对张骞墓进行的惟一的一次正式发掘和科学发掘。

张骞墓座北向南，长方形，墓基面积为70平方米，墓冢呈覆斗形，长15、宽8、高6米，墓周有翠柏多株，肃穆静谧。陵园大门前竖高8米、由座杵、斗三部分组成的石华表一对。墓前约15米处，有汉代石兽二尊，形似“天马”，被称为“石虎”。 张赛墓前有石碑四通。其中一通，上刻隶书“汉博望侯张公赛墓”，是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由陕西巡抚毕沉立。右前侧一通，高220厘米、宽88厘米、厚16厘米，系民国二十八年(1939)五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李蒸、徐诵明、胡庶华等主立，题为《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由该校讲师吴世昌撰文，该校教授、现代语言学家黎锦熙书丹。碑文楷书25行，满行52字，共1300余字。碑阴刻班固《汉书•张赛传》全文，该校教授许寿裳书。

张骞墓

在西北联大发掘之前,张骞墓至少经过两次盗掘。《南史•齐宗室传》有:“欲有发者,辄闻鼓角与外相拒,椎埋者惧而推。谓无此理,求自监督。及开,惟有银镂、铜镜、方尺。”清袁枚《子不语》有:“盗入张骞墓,见残漆棺。”

西北联大考古委员会的发掘分为两次:第一次,1938年7月3日,开始发掘张骞墓前深陷地下的石刻;第二次, 1938年8月24日至9月2日,发掘张骞墓冢,已发掘到墓冢东侧墓道东耳室,但尚未进入墓室,由于此举激怒张氏后裔,遂中止发掘,改为墓道增修。

这次发掘清理出的遗存主要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墓前石刻;第二部分是墓道。

第一部分对深陷水田下的东、西相对的两个石虎做了挖掘清理,仅用一日即完工,破除了过去民间所称该石虎“愈掘则入地愈深”、“水涨石高,永远能保持其露而数寸之状态”的神化说法。石虎“蹲伏在地,头毁,足残,尾缺。表面多剥蚀,未见花纹与刻字。两兽腹下也经过详细观察,东面石虎曾经翻动,西面石虎未动,隐约可以看到每个石虎均有左右各七根肋骨。石虎颜色青黑,制作古朴,造型生动。东、西两个探方的地层“大致相同,各可分为地面土(或名耕种土,最上层)、青灰色土(次层)、褐色土(微黄,最下层)”,“因久经水湿及扰动之故,层次虽有,似非原有状态”。东侧探方出土有:碎砖14块,内仅1块隐约有绳纹;瓦片10片,均无花纹;陶片仅1片,灰色无花纹;另有瓷片、新缸瓷片等。“所出砖瓦、陶片,十之七八,均为磨光而无锋棱,为上下翻动过多之证,决非器物埋藏地下所有之原状也。”西侧探方出土有:碎砖15块,仅1块为绳纹;碎瓦24片,除略见工作纹外,均素面无花纹;红色素面陶片2小片,灰色素面陶片2小片。

张骞墓

第二部分对墓道的发掘,出土有:残破马骨、灰陶片、带釉陶片、瓦罐(有两耳)、砖、瓦片、五铢钱以及一方印泥(或封泥)。

张赛墓在西北联大未发掘以前，许多人都持怀疑态度。虽然《史记•卫青列传》附有:“将军张赛，以使通大夏，还，为校尉。从大将军有功，封博望侯。……其后使通乌孙，为大行而卒，家在汉中”的记载，但无确切地点，因而很多人怀疑该墓是“衣冠家”或“纪念墓”。但经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考古发掘，特别是根据墓道内出土的篆书“博望□(或造)铭”4字的印泥,可以判断该墓确是博望侯张骞墓,且与《史》、《汉》所载张骞故里吻合。吴世昌认为:“所见墓道汉砖、破残马骨、五铢汉钱之属,即可断为汉墓;而散乱陶片中,间有‘博望’,汉隶,尤足证为张公原墓为无疑”。

墓前异兽

张骞(约公元前164～前114年)，汉族，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中国汉代卓越的探险家、旅行家与著名的外交家，“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对丝绸之路的开拓有重大的贡献。开拓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并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等。张骞墓的发掘在中国外交史、对外开放史、文化交流史和“丝绸之路”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为研究我国第一个外交家、探险家和忠于汉民族、勇敢实践汉武帝抗击匈奴国策的伟大历史人物张骞奠定了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