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现代人的演化和扩散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针对早期现代人向欧亚大陆东部扩散这一问题，学术界以往多关注沿欧亚大陆南部——阿拉伯半岛、印度、东南亚等区域扩散的“南方路线”，较少关注沿北部区域扩散的“北方路线”。近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锋、高星、陈福友与来自德国、美国的同行合作，分别在Science Bulletin（《科学通报》）和PLoS ONE（《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发表了关于早期现代人“北方扩散路线”的最新研究成果。

古脊椎所高星团队针对早期现代人“北方扩散路线”这一问题已经发表了多项研究成果。应Science Bulletin邀请，该团队为其“研究亮点”（Research Highlight）撰写了早期现代人北方扩散路线的评述，于2020年6月19日在线发表。化石人类学、古基因组学、考古学等多方面证据表明，距今约5-3万年间，早期现代人曾沿中亚、西伯利亚、蒙古、中国西北地区等向东扩散（图1）。这一扩散晚于沿南方路线扩散开始的时间（距今约12-8万年），表明早期现代人的扩散是一个复杂过程，在不同时段有着不同的扩散路线，并且扩散的机制和动因可能有所不同。早期现代人在沿北方路线扩散过程中与古老类型人类（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有过频繁的基因交流，揭示出古人类基因交流历史的复杂性。“北方扩散路线”的新研究成果表明早期现代人的扩散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且扩散过程中与不同人群的基因交流可能是常态，提醒学者在讨论我们的直接祖先——现代人的起源和演化时应该更加重视区域复杂性和基因交流的频发性。

图1 与“北方扩散路线”相关的重要遗址及其年代和出土的石制品

石制品技术是论证早期现代人扩散路线的重要证据。因与早期现代人出现的时间重叠、出土具有行为现代性特征的文化遗物（如装饰品）等，学者们通常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Initial Upper Paleolithic，IUP）的文化遗存与早期现代人相关。以往的研究立足东北亚不同区域石制品技术的笼统对比，提出了此类技术的扩散路线，但缺乏以人类行为决策为基础的详细技术对比。针对此情况，高星、李锋团队选择宁夏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石制品开展了详细的技术分析。该研究将古人类的技术实践看作行为决策过程，通过对石核准备、台面修理和剥片面维护、剥片、石器加工等不同石制品生产阶段行为决策的分解与提取，重建古人类的技术知识体系（图2）。通过与俄罗斯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外贝加尔地区、蒙古北部地区相关IUP遗址石制品技术的对比，发现不同地区存在一定的区域技术特点，但总体上水洞沟第1地点的石制品技术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更为接近；相较而言，其与蒙古北部和外贝加尔地区差别较大。结合各个地区目前已有的年代学研究结果，他们提出东北亚地区IUP石叶技术的扩散是多路线模式（如图1中的红色箭头所示），而非之前学者提出的单线扩散模式。此项研究从考古学角度揭示出早期现代人的北方扩散路线并非单一的，而可能存在多条路线，表明早期现代人扩散的复杂性。该项成果已于2020年6月15日在PLoS ONE上发表。

图2 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1963年出土石核的技术分析

现代人北方扩散路线的相关研究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给研究者提出了诸多新的课题。目前中亚、中国西北地区等发现的相关考古遗址还较少，亟需系统的调查以填补北方扩散路线上的空白，使得该路线更为完整、更加充实；早期现代人化石的发现和古DNA的研究案例较少，基础数据有待补充；北方扩散路线所在的区域地理环境多样（林地、草原、沙漠等），早期现代人扩散过程中对不同生态环境的适应是今后相关研究的重点；早期现代人扩散中与古老类型人类基因交流频发，他们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否存在、以何种方式存在、如何在考古学材料中辨识等也是今后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高星团队正在开展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资助的“一带一路”专项项目的研究，立足“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和国家的史前考古学研究将补充此区域古人类学和考古学基础数据，揭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史前人类交流和互动的历史，增强丝路沿线各国的历史文化认同，增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互信和民心互通。

研究由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类）、中国科学院国际伙伴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青年促进会等资助。（李锋 供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