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坝遗址，位于四川省川东北地区，行政区划隶属于今天的达州市渠县，大致范围包括土溪镇城坝村、天府村和流溪乡的燕岩村一带，处于渠江右岸的二级阶地上，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地理位置优越，遗址分布范围约560万平方米，是川东地区目前尚存的历史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2006年5月，经国务院核定公布其为第六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11月，国家文物局将其列入“十三五”期间重要大遗址名单。

城坝遗址全景

为进一步探索川东地区的巴文化，了解巴文化融入汉文化的过程及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与管理情况。2014年至2018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渠县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五年系统性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目前发掘面积共计4000平方米，已清理各类遗迹438处，主要包括墓葬44座、水井11眼、灰坑331个、城墙2段、城门1处、房址4座，沟37条、窑6座等，出土大量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遗物，取得重大收获。

主要遗迹

经过5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关键节点的考古发掘，基本厘清了城坝遗址各个区域的功能分区，即由城址区、一般聚落区、窑址区、墓葬区、水井区等部分组成。

城坝遗址功能分区图

（一）城址

郭家台城址处于城坝遗址东北部的三级阶地上，平面略呈方形，但东北部城墙因地势原因而向内曲折。南北长约260米，东西最宽处约240米，面积近5万平方米。2017-2018年，对城址西南部的发掘，发现并清理了壕沟、城墙、城门、街道、建筑基址、水井、窖穴、排水渠等遗迹，各遗迹互相关联并组成有机的整体，全面立体地展示出城址内结构布局情况。这些发现不仅对于研究郭家台城址内涵、分期具有重要意义，亦对于研究汉晋城址的建置与发展具有着重要价值。

郭家台城址

1.城壕：处于城墙外，通过对西城墙外壕沟的发掘，发现其剖面呈倒梯形，宽超过10米，深约3米，壕内上部填有包含大量瓦片的黑灰色土，土质较疏松，下部为一层淤泥，包含物较少。城壕内出土遗物最晚为六朝时期的瓷器和呈“蘑菇云”式的云纹瓦当，也明确了该城址的废弃年代，与《太平寰宇记》中记载的：“汉宕渠郡……李寿乱后，地为诸獠所侵，郡县悉废” 相符。同时该处城壕与西城门相接，且城壕内包含有大量瓦片，推测西城门上部可能存在建筑。

排叉柱局部

2.城墙：从前期调查和勘探的结果来看，城墙完整闭合，墙体残宽约4～18米，部分城墙暴露于地表，残高约1米。通过对南城墙、西城墙、东城墙的解剖，对城墙结构及夯筑方式已基本明晰。城墙两次夯筑痕迹明显，早期城墙采用版筑技术，夯层厚度0.1~0.2米，部分区域夯窝明显。晚期城墙系在早期城墙的内侧或外侧堆筑包含有大量瓦片、石块的灰黑土，其中东城墙的北部系在早期城墙的内侧堆筑（可能该段城墙外侧为深沟，不便于在外侧堆筑）；而西城墙和南城墙则在早期城墙的外侧堆筑。从城墙内包含的陶器推断，城墙初始夯筑年代为西汉时期，东汉时期有过大规模增修，沿用至六朝时期废弃，这与《太平寰宇记》：“汉宕渠郡……其城后汉车骑将军冯绲增修，俗名车骑城。”的记载相符。

早期的夯层（南城墙）

早期城墙夯窝（南城墙）

3.城门：目前仅发现西城门，位于城址的西南部，整体呈长方形，东西向横截城墙夯土，方向与城墙垂直。城门经过两次修筑，痕迹明显。早期城门系用条石作底部，上部被晚期城门完全破坏，形制不清。长约17米、宽约4米，门内北侧埋有一条用砖砌筑的暗渠，暗渠直通西部的壕沟，暗渠上部使用高质量的夯土，夯土上部使用厚约3厘米的烧结面作为早期道路，入口处残存有门槛石。晚期城门叠压于早期城门之上，东西长13.5米、南北宽4米、残高1.6米，入口处亦残存有门槛石。门墙使用不同纹样的花纹砖砌筑而成，其构筑方式为先在下部平铺一排砖，再在上部每隔两块砖留下一处半块砖的空挡，空挡处原应有木柱或石柱，推断其构筑方式应为排叉柱形制。晚期城门内的中部同样有一条左、右侧壁用石条，上部以砖为盖的暗渠，直通西部的壕沟，暗渠上部垫有厚约0.35米的红烧土路面。

西城门

4.南门房：处于城门与城内接壤处的南部，平面呈长方形，长3.5米、宽3米。构筑方式不明，门房周边有柱洞布设，其底部有一层草木灰，门内下部还可见一段用完整筒瓦铺设的排水渠。

5.街道：与城门相接，其西略窄，东部较宽，南北两侧均有用条石构筑的建筑基址。已揭露的街道长约37米、宽10~12米。其中部略高，南、北两侧略低，且两侧靠近南、北两侧的主要建筑处还设置有雨水沟，街道中部发现三道车辙印，宽0.5~0.15米，车辙之间的距离约为1.4米，内填小石块、碎瓦片构成的黑灰土。

城内建筑及街道

6.建筑基址：位于街道的左、右两侧，均系用条石围砌做基础。其中南侧建筑基址（编号为F3）的西部是借用生土整修成的平台，东部因地势较低，用黄褐色土夯平与之相连。形成了一个长超过30米、宽约8.5米的大型建筑基址。F3的南侧还分布着水井、窖穴、灰坑等遗迹，应是附属遗存。而在水井、灰坑中出土有少量的木简，也表明了这一建筑的特殊性，推测可能是衙署或府库一类的建筑。北侧的建筑同样属于高台建筑（编号为F4），已揭露部分平面呈长方形，目前暴露部分长24米、宽10米，其东、南两侧可见3层条石围砌的基础，平面上分布着等距的柱础，西部还有一条南北向的排水沟。从高程上看，明显高于南部的F3，也显示了该建筑的特殊性。需要指出的是，城坝遗址内石材建筑材料大量使用，在早期城址考古中发现极少，这在中国城建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墓葬

通过对墓葬区的考古勘探和局部发掘，基本明确了遗址不同区域墓葬的分布状况和文化内涵。从墓葬年代来看，包括战国晚期、两汉至魏晋时期。其中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的墓葬为竖穴土坑墓，主要分布在城坝遗址二级阶地后面的山坡上。目前已发掘墓葬44座，均为西汉时期墓葬，其形制包括土坑墓与木椁墓，土坑墓数量较少，形制规模较小，长不一般超过3米，宽1~2米，带有壁龛及生土二层台。墓室内仅单棺，出土器物少且仅为陶器，均放置于头龛内。木椁墓数量较多，其形制较普通土坑墓规模更大，长多在3~6米，宽约2~4米，墓室内有使用青膏泥封填习惯，有的墓室底部有鹅卵石铺就的渗井或延伸至墓室外的排水沟。墓室内的木椁整治规整，以榫卯相接，椁内多分箱，放置木棺及随葬品。相较于普通土坑墓，木椁墓随葬品种类及数量也更为丰富，包含铜、鉄、陶、漆木器等。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墓葬主要分布在郭家台城址以东的山梁上，主要是砖室墓与崖墓，分布数量最多，遗址内也随处可见丢弃的东汉花纹砖。虽尚未经大规模科学发掘过，通过早些年的文物征集及其对周边地区的抢救性发掘，其具体形制及内涵已较为明晰。总的来说，城坝遗址墓葬延续时间较长，其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包含多种文化因素，反映了秦汉一统之下的多元文化发展。

墓葬区木椁墓分布情况

M28

（三）水井

城坝遗址内水井遗迹分布数量众多，仅考古勘探已发现55座。目前考古共清理11座水井，这些水井主要分布在两个主要区域，即建筑附近和集中分布的水井区。前者当与居民生活用水有关，后者可能与灌溉有关。这些水井的构筑方式基本一致，系用陶井圈叠砌而成。陶井圈又分为两种，以J1为例，使用直径约0.75米、高约0.6米的圆形陶井圈叠砌而成。而J11，每层井圈则用7块长0.3米、宽0.2米、厚0.6米的带榫卯结构的弧形砖圈相互扣合成，直径约0.85米。此外，目前城坝遗址内尚存3口带榫卯结构井圈的水井，自汉代沿用至今，当地村民仍在使用，可谓是全国罕见的活态文物。

（四）窑址

根据勘探发现，城坝遗址的窑址分布较为零散，其中靠近城址区域的窑址分布相对更密集。2018年，我们在距城址外西部约50米处的一处高地上，清理了3座窑址，这3座窑址并排而置，均坐西朝东，形制为半地穴式，系先在生土中挖成土圹，而后加工构筑陶窑的相关部分，其结构分为操作间、火门、火膛、窑室和排烟设施等五个部分。排烟设施均由三个烟道组成，即中间一个主烟道，两侧各有一个辅烟道，其形制与汉长安城发掘的诸多陶窑基本相似。以Y6为例，窑室平面呈长方形、两侧壁、烟道及窑床均使用花纹砖铺砌加工，操作间为缓坡道，火门呈拱形，门口留有一道土坯横铺砌成的隔火墙，火膛平面略呈梯形，从残留部分来看，截面为拱形，向窑床方向弧起，通长7.1米、操作间长2.28米、最宽1.5米、最深0.46米，火门长0.36米、宽0.65米、残高0.17米，火膛进深1.9米、宽0.7~2.35米、残高0.75米，窑室进深2米、宽2.5米、残高0.62米。这3座陶窑排列分布有序，窑内出土大量的板瓦与城内出土板瓦形制相同，表明应是统一管理，专门为城内建筑烧造而建的。

窑址区

（五）城址外一般聚落区

一般聚落区处于城坝遗址的二级阶地上，靠近渠江，地势平坦。2018年，在郭家台城址西北约500米靠近渠江的区域，布5米×5米探方8个，发掘面积200平方米。从发掘情况看，该区域文化堆积较厚，年代序列清晰，从西汉延续至魏晋，同时还出土了大量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用材，精美的竹编器及10余枚竹木简牍等。从其所处位置看，位于渠江的回水区域，距离水面20多米高，是极便控制、瞭望的一处点位。再结合出土的竹木简牍中包含有爰书、通关文件等，推测这里很可能是一处重要的“津关”（即在水陆要冲地带所设立的关口）遗迹。其中一枚简牍上有“派江州发吏一人”等字，也表明其可能是沟通长江水系的重要关口。目前考古所见关隘多发现于陆路，水路关隘少见，若确证，这可能也是全国仅见的“津关”遗迹，其价值不言而喻。

疑为”津关“的遗迹

出土文物

城坝遗址目前已出土1000余件战国晚期至六朝时期重要文物，这些发现不仅对于遗址内涵、分期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当地汉晋时期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宝贵资料。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宕渠”文字瓦当及竹木简牍的出土。

T1 内木牍出土情况

1.“宕渠”文字瓦当。目前遗址内已出土瓦当200余枚，纹饰多样，以云纹为主，还有一定数量的动物纹和少量的文字瓦当，时代延续较长，从西汉至魏晋时期皆有，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宕渠”文字瓦当，均出土于城址内，目前已出土近10件，保存较好的有3件。过去对“宕渠”城的具体地望有过争议，“宕渠”文字瓦当的出土，明确表明城坝遗址即是文献记载秦汉时期“宕渠”城所在地，且考古发掘与史料记载“宕渠”郡县的设置与废弃年代也基本相符。

宕渠文字瓦当H155：1

2.竹木简牍。简牍的出土在四川地区考古中十分罕见，除去青川战国木牍、老官山汉墓医简，这是第三次发现，大大填补了地方史料的缺佚，蕴涵巨大的学术价值。目前已出土汉代简牍15枚，多有残缺，总字数200余字。出土地点广泛，包括水井、灰坑及地层中。延续时间较长，主要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中晚期。记载内容丰富，包括汉代启蒙识字课本“仓颉篇”、爰书、习字木简、书信等，以及带有“河平二年”、“竟宁元年”等纪年的官方文书。

J9 内出土简牍

意义

城坝遗址经过5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基本厘清了城坝遗址功能分区，即由城址区、一般聚落区、窑址区、墓葬区、水井区等部分组成，并初步构建了遗址自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年代序列。且布局如此清晰，遗迹现象众多，保存如此完好、内涵如此丰富的汉晋时期遗址在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也较为少见。

2.城坝遗址“郭家台城址”保存较完好、结构较完整、布局较清晰，城址由壕沟、城墙、城门、大型建筑、街道、车辙、窖穴、灰坑等部分组成，尤其是砖构城门、街道的发现全国少见。而由石材构筑的大型建筑基址，在汉晋县城遗址考古中也极为罕见，为中国汉晋城址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3.出土了一批重要的文物，特别是“宕渠”文字瓦当的出土明确了该城址的性质，而竹木简牍的出土，对于进一步了解汉帝国对于县城的管理以及普通民众的生活提供了新的材料。

城坝遗址位于川东北地区，渠江上游，乃水陆要冲之地，先秦时期以来，这里是多种文化的接触地带，长期存在政治军事上的交接攻伐，在物质文化方面表现出多种文化杂糅的特质。两汉时期，在汉文化的强势介入下，该地区被纳入国家政治框架内，逐渐接受汉文化，早期巴文化传统消亡嬗变，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地域文化。从目前遗址所发现的遗物和遗迹来看，呈现出渠江流域晚期巴文化的复杂性和交融性，以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互动。反映了其特殊的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内复杂的族群关系，同时，这些发现对于进一步探讨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及其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材料。

2018年9月15-17日，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考察了城坝遗址发掘现场和库房，并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学术报告厅召开专家论证会，听取了考古队的工作汇报。专家们对考古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一致认为城坝遗址考古是汉晋县城遗址考古中一次重大发现，诸多发现为中国古代城址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而城址北部疑似“津关”的遗迹，其重要性亦不亚于城址考古发现，出土文物中最为重要的是简牍资料，文字内容结合遗迹来看，均显示出遗址的重要性来，也增加了对未来更多重大发现的期待。（执笔：陈卫东 郑禄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图文转自：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