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30日，蒙古国《今日报》网页客户端发表了记者孟和祖拉对蒙古国国立民族博物馆考古与人类学研究室主任奥德巴特尔的采访录，题为“蒙古国发现了编写鲜卑历史的可靠证据”。这篇采访是蒙古国考古学者对艾尔根敖包墓地几年来所做考古发掘成果的最新阐释。

艾尔根敖包墓地位于蒙古国鄂尔浑省吉尔嘎朗图苏木的一列五个小山包组成的半环形丘陵的东南侧，2008年在蒙古国物质文化遗存普查中首次发现。墓地沿着冲沟和坡梁分为三个区域，目前共发现112座墓葬。根据墓葬地表石块堆积的情况可分为方形和圆形两种封堆，方形石堆墓规模较大，一般为带有墓道的竖洞室墓；圆形石堆墓则以竖穴土坑横洞室墓为主。2014—2017年，蒙古国国立民族博物馆和鄂尔浑省政府连续进行了四年的考古发掘，共发掘了不同类型的墓葬13座。

2016年9月，在蒙古国召开的学术会议上，蒙古国国立民族博物馆考古与人类学研究室主任奥德巴特尔介绍了这处墓地的发掘成果，当时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魏坚教授即在讨论中指出：这批墓葬斜坡式墓道竖洞室墓与竖穴土坑横洞室墓的形制特点，与我国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的七郎山的鲜卑墓群颇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出土的陶器、桦树皮器带有明显的鲜卑文化因素,极有可能是与鲜卑西迁南下的遗存有关；同时，出土的木棺和陶灶等遗物也反映了一定的匈奴和汉文化因素。

2018年6月25至8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与蒙古国国立民族博物馆签订的三年合作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漠北草原考古”，在蒙古国鄂尔浑省吉尔嘎朗图苏木的艾尔根敖包墓地进行了第一期发掘。今年的发掘清理了3座墓葬，分别为斜坡墓道洞室墓、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土坑竖洞室墓。这批墓葬的发掘对我们研究蒙古高原早期游牧民族的迁徙和文化交融，尤其是对匈奴退出漠北草原、鲜卑入据“匈奴故地”后的民族融合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鉴于该项考古的重要发现，蒙古国国立民族博物馆考古与人类学研究室主任奥德巴特尔，接受了蒙古国《今日报》记者的采访[1]。以下是对此次采访发表在《今日报》网页客户端的新蒙文采访录的全文翻译稿：

记者：艾尔根敖包墓地的考古发掘，为蒙古国古代史增添了什么新的篇章？

奥德巴特尔：这是蒙古国首次发现的鲜卑文化遗存。在中国的古代文献里对鲜卑的记载较多，这些文献中记载鲜卑人群起源于大兴安岭。在一定的时间内他们从大兴安岭迁徙至草原发展畜牧业。中国的考古学家们根据已发现的鲜卑遗存，勾勒出了鲜卑人群从大兴安岭南下迁徙至呼伦贝尔，再至呼和浩特的近300年的迁徙路线图。但对于迁徙路线的判定，学者们至今都有分歧。艾尔根敖包墓地的发现已经证实了鲜卑人群在蒙古地区的足迹。研究这处墓地遗存，我们还面临一个问题，即是墓葬的主人从何处而来，又去了何处？对于这个问题，是研究鲜卑的学者们一直关注的问题。

记者：如何确定这批墓葬是鲜卑遗存?

奥德巴特尔：对于这方面，我们有一些参考标准。如从墓葬的结构方面与分布中国内蒙古地区七郎山鲜卑墓相似，出土的遗物也大致相同。同时我们从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可知，该墓地中有些个体的体貌特征与中国内蒙古七郎山鲜卑人群的体貌特征相符。从年代来看，鲜卑应属公元1至3世纪遗存。

根据上述几点，我们认为这处墓地属于鲜卑遗存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们不止在一个地方做过C14测年，日本奈良大学实验室寄去一些标本，同时也给中国、德国寄去一部分测年标本，这些标本的测年数据结果将会给我们提供更多信息。

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国外的学者也支持该墓葬是鲜卑文化的遗存。中国人民大学魏坚教授认为，这批墓葬遗存应该是属于鲜卑的历史文化遗存。魏坚教授早年在中国内蒙古地区做过多年的鲜卑历史遗存的考古学研究，并发表过诸多与鲜卑有关的著作和文章。在2017年，魏坚教授来我们的考古工地进行考察时就提出这批墓葬是属于鲜卑文化遗存的可能，同时双方商定了合作研究的意向。

记者：通过这处墓地的考古发掘，能否改变历史文献及前人研究性文章中的部分问题？

奥德巴特尔：古代鲜卑人的历史以汉文文献记载为依据，但文献的记载容易受到政治因素和个人感情的影响。有些历史是通过代代口耳相传，由晚期的人们编写成书籍。因此，汉文文献中所记载的鲜卑历史不是很完整或甚至存在一定的错误。此外，汉文文献中没有提起鲜卑人曾经也游牧至蒙古高原中部，建立自己的城池等信息，但现在我们在蒙古国中部地区发现了鲜卑遗存。

我们的考古发掘所获得的遗迹及遗物，证实了鲜卑人群在蒙古地区的存在。我们的考古发现会审视汉文文献中所记载的有关鲜卑文化、经济、生活状态、习俗等方面信息的正确性，这样能补充史料的不足和改变一些学者的看法。同时，我们历史工作者有丰富蒙古国古代史的责任和义务，来发掘鲜卑历史，为完整的蒙古高原古代史增添新的篇章。

记者：艾尔根敖包墓地的鲜卑人群是否迁徙至大兴安岭或从大兴安岭迁徙至这里？

奥德巴特尔：目前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中国有些学者已提出“艾尔根敖包墓地鲜卑人群疑似迁徙自中国内蒙古地区”的可能，即从大兴安岭嘎仙洞向西进入蒙古高原到达艾尔根敖包墓地，之后折向南到达中国内蒙古乌兰察布的七郎山墓地的。同时七郎山墓地鲜卑遗存与分布在内蒙古地区的其他鲜卑遗存稍有差别。

这些鲜卑遗存与艾尔根敖包墓地发现的鲜卑遗存有着一定的联系。换句话说，原游牧于蒙古国艾尔根敖包的鲜卑人群可能向南迁徙至了中国内蒙古七郎山地区。为证实这一猜测，我们还需要进行田野调查，因为人群的迁徙需要时间，在迁徙过程中会留下相关的文化遗存，需要找到迁徙的路线，这些都需要通过田野调查去证实。目前我们从艾尔根敖包墓地的112座墓葬中，已发掘了16座墓葬，这些墓葬均与中国内蒙古七郎山的鲜卑墓葬有着一定的联系。

记者：发现有112座墓葬，那附近是否有生活居址，城池的可能？

奥德巴特尔：据我们的研究，艾尔根敖包墓地的鲜卑人群，在那个地区确实生活过200年左右。因为，墓地有112座墓葬，其中百分之30-40为贵族或富人墓，我们正力求找到他们的居址。目前没发现大型聚落址，发现的小型聚落址，还不确定与艾尔根敖包墓地的主人是否有关系。在周边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有五处匈奴时期贫民墓地。这些墓葬与艾尔根敖包是否有关系需要进行比较研究来确定。

记者：艾尔根敖包墓地是谁首次发现，是怎么发现的？

奥德巴特尔：艾尔根敖包墓地是由鄂尔浑省博物馆馆员冈其米格、研究人员额尔登巴特尔在2008年物质文化遗存普查时首次发现，2010年蒙古国文物中心主任Г.恩赫巴图,研究员Б.达瓦才仁实地调查，共调查记录了70多座墓葬。于此同时，通过调查达瓦才仁和巴图赛汗等提出“该处墓地确实为物质文化遗存，年代与匈奴时期有关”的观点。

2014年我们首次对该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当时发现下葬通过斜坡墓道，在墓道的底端凿出土洞洞室进行安葬死者，之后用大长条石块封堵洞室。这种形制的墓葬考古学称之为斜坡墓道洞室墓。匈奴墓中尚未发现这种形制的墓葬，因此，我们感觉到此处墓地需要进行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换句话说，此处墓地如果不是匈奴墓葬的话，我们需要知道该墓地埋葬的是什么人群、墓葬的建造时间。通过五年的发掘和研究，证实了这处墓地是鲜卑遗存。今后通过这些遗存和遗物，我们可以了解到鲜卑人从匈奴人那里吸收了什么、给后代留下了什么，以及他们的文化习俗等等问题。

记者：这几年的考古发掘都是由蒙古国国立民族博物馆一个单位负责发掘的吗？

奥德巴特尔：前四年（2014—2017）都是由鄂尔浑省省政府和蒙古国国立民族博物馆资助进行考古发掘的。考古发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和资金支持，如出土遗物的修复、墓葬年代测定等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国内（蒙古国）资助的资金只能够我们进行考古发掘的费用。

为了扩展我们的研究，很多国内外的考古学者们，都有意向与我们合作，希望对艾尔根敖包墓地进行考古发掘与研究。通过认真考虑我们最终选择了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因为这所学校有曾经对分布在中国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存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学者，这将对两地的鲜卑遗存进行比较研究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去过内蒙古，了解了分布在内蒙的鲜卑遗存，并也有想参与当地研究工作的计划。

记者：对遗物的保存和修复方面，你们的关注度有多高？

奥德巴特尔：通过考古发掘，鄂尔浑省博物馆与蒙古国国立博物馆都在丰富自己的馆藏品。在还未发掘艾尔根敖包墓地之前，鄂尔浑省博物馆没有过科学发掘出来的文物展柜，现在有了专门的展柜及展品。未来如果艾尔根敖包墓地宣传做得好的话，也会促使省博物馆增加客流量。我们还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在墓地建造遗址博物馆，这样的话也会增加一个新的旅游点。

目前全国（蒙古国）范围内每年大约有60多支考古队进行野外考古发掘工作，其中大部分队伍没有自己的文保队员，大都是后期进行修复。我们的文保工作得到了日本相关人员的支持和帮助。因为潮湿、封闭环境下的文物，会因环境的变化造成极大的损害，所以我们现场会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清理、加固、包装，为后期修复做好准备。

蒙古国文保人员不充足，很多文物发掘出来后，修复需要很长时间，所以需要专业人员在发掘现场进行清理、加固和包装，让文物保持原貌。就算修复时间再长，也不会对文物造成损害。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习文物保护技术，我们连续两年创办了文保现场教学和实习等短期培训班。蒙古国文保中心、日本奈良大学、日本大阪文化院等单位文保技术人员来培训班进行现场教学与指导工作。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蒙古学、藏学及佛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来参与了我们的教学，这将蒙古国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与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人民大学 特尔巴依尔 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