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现场
并不“新”的考古“新发现”
名单上一长串的遗址名称对于大众来说可能非常陌生，但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却都是再熟悉不过了。诚如国家文物局宋新潮副局长在终评会开幕式上所言，考古发现虽有偶然性，但是各项新发现绝非巧合，而是考古工作者几年甚至几十年间辛勤奋斗得来的，在多年坚持不懈努力下所取得的考古收获更是对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嘉奖。上榜2017年十大新发现的项目中诸如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以及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均为延续数年的考古项目，有的发掘工作更是持续了十余年之久。
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发掘区航拍
偏洞室墓M283
“做大型遗址考古工作时要有长期的坚持才会有重大的收获，聚落布局逐步清晰的杨官寨遗址就是一个范例。”总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杨官寨遗址是仰韶最繁荣时期的中心聚落遗址，其重要性毋庸置疑。据项目负责人杨利平研究员介绍，2004年起就对该遗址开展了持续的考古发掘工作。遗址环壕外东部区域的大批史前墓葬成为国内首次发现并确认的庙底沟文化成人墓地。初步估计墓地总面积约8.5万平方米，墓葬总数超2000余座，规模空前。在已清理的211座墓葬中，所有墓葬均为东西向的单人一次葬，墓葬形制可分洞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两种且葬式均为仰身直肢，部分墓葬中还发现割体葬仪和织物包裹的风俗。如此大规模有序并未见任何打破关系的大型庙底沟文化成人墓地的发现，不仅将偏洞室墓的出现年代提前了600多年，为该类墓葬的起源与传播以及关中地区与中国西部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影响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材料，也为解决庙底沟时期聚落形态以及墓葬形制这一长期困扰考古学界的难题提供了丰富的线索。
北城门遗址航拍图
北城门遗址清理的主要道路关系图（西-东）
时光追溯到27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郑韩两国先后定都新郑，纵横通衢之便利成为了春秋时期中原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从1923新郑李家楼发现郑公大墓以来，90多年间新郑考古惊喜不断，大量珍贵青铜器，车马坑的重现一次次吸引着人们的关注，还原着千年前的辉煌盛景。近两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了对故城北城门遗址和郑国三号车马坑的主动发掘。这是首次对郑韩故城城门进行科学发掘，遗址内共清理出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带车辙道路16条以及城壕、水渠、瓮城城墙、城门、排水管道等遗迹。据介绍故城春秋时期北城门的结构为一陆门一水门，由此印证了史书上对郑国“渠门”的记载，此外还发现了战国时期带有防御体系的曲尺形瓮城城墙，这在中原地区东周时期王城遗址中也是首次发现。作为郑公一号大墓的陪葬坑—郑国三号车马坑内“豪车”的出土更是引人关注，该坑坑底清理出至少124匹平铺的马骨并发现4辆拆车藏式的木车，其中1号车为饰有青铜和骨器构件彩席顶棚的大型安车，刷新了“郑韩故城”内出土马车的纪录。
栎阳遗址三号古城三号建筑遗址（上北下南）
栎阳城是西安附近秦咸阳城、汉长安城外的第三座秦汉都城。秦献公二年，秦国都城由雍城迁至栎阳，秦末项羽三分关中，栎阳曾作为塞王司马欣的都城，汉高祖刘邦也曾一度以栎阳为都城，直至东汉以后废弃。作为如此重要的城址，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对栎阳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从而确定了栎阳城遗址的南墙与西墙。那么，它的北墙和东墙又在哪儿呢？其城内布局和建筑形制又是怎样的呢？为了解决这些疑问并制定栎阳城遗址保护规划考古队于2013年重启栎阳考古。五年间，复探了八十年代勘探出的一号古城南墙与西墙并新发现局部北墙遗迹，遗憾的是仍未发现东墙，但幸运地是在寻找东墙的过程中意外的发现了二号古城，根据出土的五铢铜钱判断二号古城上限不早于武帝元狩五年，废弃时间不晚于汉末新莽时期。无独有偶，在勘探二号古城西墙过程中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建筑遗存，编号为“三号古城”。据介绍项目负责人刘瑞介绍，近两年栎阳考古工作主要围绕三号古城开展，三号古城内发现并确定了多座大型宫殿建筑。出土了大量筒瓦、弧形板瓦、素面、动物纹、云纹瓦当等建筑材料，发现了半地下建筑、浴室、壁炉等设施，空心砖踏步、巨型筒瓦、瓦当等等遗物是迄今为止在秦考古发掘中的最早发现，且相当多的秦汉建筑制度均应始于栎阳城。
朱仓M722陵园遗址1号台基全景（由南向北）
朱仓M722陵园遗址祭祀坑牛骨（由西向东）
东汉皇帝中有11位均葬于当时的国都洛阳，分布于邙山和洛南两个陵区。长期以来，学界对东汉帝陵的意见也不一致。至今，对邙山陵墓群东汉帝陵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已进行了15年之久。目前，已经对七座帝陵进行考古勘探工作，并对朱仓Ｍ722、白草坡村东汉帝陵陵园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东汉帝陵封土平面为圆形，墓葬为长斜坡墓道“甲”字形明券墓，墓道为南向。东汉陵园遗址布局也逐渐明晰。东汉帝陵陵园采用内外陵园制度，内陵园是以帝后合葬墓为中心，周边有周垣或道路环绕，四个方向有四个门。外陵园以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为主，集中分布在内陵园的东北侧。文献中记载“石殿”、“钟虡”、“寝殿”、“园省”、“园寺吏舍”等陵园诸要素与考古发现初步对应。上述工作均为今后研究东汉时期陵寝制度的内涵与演变，以及进一步探讨各陵陵主归属等问题，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为今后洛阳东汉帝陵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横扫双奖满载而归
考古圈每年都有两项评选活动，俗称“六大”“十大”，对比年初公布的2017年六大中国考古新发现来看，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山东章丘焦家遗址和吉林安图宝马城遗址囊括双奖、满载而归，那这三项遗址的魅力又何在呢？
T0505剖面对应年代
发现的灰堆
新疆的旧石器遗址什么样？在此择洞而居的古人类又以怎样的方式生活着？此前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直到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的发掘启动，才逐渐给出了答案。该遗址是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堆积较厚，首次发现了本地区旧石器—铜石并用—青铜—早期铁器时代的连续地层剖面，对了解新疆地区四万年来的古人演化、确立区域文化发展的编年框架具有重要意义。旧石器文化层中发现3个原位埋藏灰堆，经动物化石碳十四测定，堆积年代约为距今4.5万年。遗址内出土石制品种类丰富，包括勒瓦娄哇石核、盘状石核、勒瓦娄哇尖状器与莫斯特尖状器等典型的勒瓦娄哇-莫斯特文化石制品，这一发现为解决学术界争论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是否存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文化遗存，以及莫斯特技术的传播路线提供了有力依据。除此之外，早期铁器和青铜时代地层堆积经浮选后得到炭化小麦等植物遗存，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距今5000年至3500年，通天洞遗址可能是新疆目前最早的铜石并用时代遗址，或许还存在一条小麦传播的通道，至于小麦的驯化野生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
南区大型墓葬分布图
大型墓葬M152
大型墓葬M91随葬玉器
随着山东章丘焦家遗址的发掘和大量文物的出土，更多五千年前鲁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古人的生活片段正逐渐呈现。遗址内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包括1圈城墙和壕沟、215座墓葬、116座房址、1座陶窑等，以及各时期灰坑974处。发掘区的聚落功能表现出明显不同，经历了居住期—埋葬期—居住期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房址呈现出5000年前大汶口先民从半地穴式到地面式、从基槽式、柱坑套柱洞式单间到多间、东西联排等“住房条件”改善和变化。此前大汶口文化房址发现偏少，此次焦家遗址发现的房址已经显示出成排布局的基本特征，为大范围内讨论排房聚落布局和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和互动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墓葬中葬具的使用率高达62.8%，墓葬等级分化明显，少量大墓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存在毁墓现象。墓葬中出土随葬品数量丰富，尤其是大量玉礼器和玉装饰品的发现，说明该遗址可能是黄河流域一处极为重要的用玉中心，出土玉器墓葬比例和玉器在随葬品中的占比远超此前大汶口墓地的相关数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者对大汶口文化不重视玉器的看法；除了上述重要发现外，夯土城墙迹象和墙体外侧壕沟遗迹表明焦家遗址应是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这对认识大汶口核心聚落形态提供了新的资料、为认识龙山时代诸城林立的局面找到了本地源头。
JZ1、回廊西南转角、与亭式建筑JZ6（上北下南）
JZ1鸱吻一侧龙纹
曾落选2015年十大考古发现抱憾而归的吉林安图宝马城遗址真的回来了，并凭借2年继续发掘所取得的出色成绩横扫双奖。作为难得的金代考古材料，宝马城遗址虽然规模不大但填补了广义上金代城市类型的空白，该遗址并非典型意义的城址，而是一个回字形院落遗址，院落中共有三个建筑基址，其中JZ2、JZ3号是核心建筑。考古人员自北向南对宝马城遗址内的三座建筑址进行揭露，三座建筑址排列严整有序，具有明显的金代高等级建筑特征，包括瓦当、滴水、鸱吻、兽头等在内的陶制建筑构件纹样精美。刻有“金”“癸丑”等字样的玉册残片，为该城性质的确认提供了重要的文字佐证。宝马城遗址是近年来发掘的保存状况最好、揭露面积最大、最为重要的金代建筑遗址之一，是中原地区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国家山祭遗存，不仅是金代历史与考古的重要发现，也是边疆考古和北方民族考古的重大突破。
颠覆学术观念再现江湖传说
虽然田野工作略显枯燥，但考古却是一件极具探索性的事业，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黄土下埋葬的是什么，未知下一步发现会揭开怎样的谜团。颠覆史学界“周人文化未过陇山”的姚河塬西周遗址、素有“仙灵都会”和“百神受职之所”美誉的龙虎山大上清宫以及流传于民间明末张献忠沉银的传说，这三项2017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有的颠覆学术观念、有的再现江湖传说，是考古人用手铲按下了历史的“刷新”键。
车马坑（马匹压在车辆的下面）
刀把形墓葬埋马12匹
“高规格的墓葬跟中原文化相像，更有自己的特点，姚河塬西周遗址的发现为研究3000年以前的西周早期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李伯谦先生曾这样评价。姚河塬西周遗址目前已发现有墓葬、马坑、车马坑、祭祀遗坑、铸铜作坊、制陶作坊、池渠系统、路网、壕沟等遗迹。墓葬区中发现甲字形大墓2座、竖穴土坑中型墓6座、小型墓5座、马坑5座、车马坑1座、祭祀坑2处。出土有鼎、觯、泡等青铜器及柄形器、鱼、蝉、螳螂等玉器。目前发现的5座马坑均为竖穴土坑，埋马分两层或多层，上层马骨散乱，下层埋马完整，其中较为特殊的是刀把形马坑，葬12匹马，吻部均朝向北，刀把处为墓葬。“上羊中牛下人”的3层祭祀坑目前清理1处，呈直筒井状，深8.5米，最底部为一头部着地倒立状的人，人上为两个个体牛骨，再上有一完整蜷曲的绵羊，蹄骨有绑缚迹象。值得一提的是灰坑及墓葬出土卜骨和卜甲计7块，共计完整刻辞35字，是迄今最西北的甲骨文发现地。此前史学界认为，西周文化的传播范围在周人活动的区域内，向北没有越过陇山，此次发现则颠覆了这一说法。上述发现进一步显示了姚河塬遗址等级和地位的特殊，属于某一西周封国的都邑遗址，是目前西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西周城址，姚河塬西周遗址对研究西周王朝建立后对西部边缘地区控制管理模式，认识商周时期的西北边陲文化面貌和社会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大上清宫遗址总平面图
龙虎门
经过考古发掘工作后，“道教祖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得以重见天日。目前，已揭露出大上清宫核心区域上清宫中轴线以东的范围5000平方米，建筑基址有龙虎门、玉皇殿、后土殿、三清阁、三官殿、五岳殿、天皇殿、文昌殿、明清碑亭、东厢房等遵照中轴线对称布局原则，周边环绕砖砌院墙。通过与文献记载的相互考证，推断主体殿宇基址的建筑年代为明代。在上清宫院墙东侧又揭露出两处清代基址——崇元院、提点司以及其他遗存——排水沟、取水槽等，并发现宋、元时期遗迹包括砖砌地面、灰坑等。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揭露地层关系最清晰、出土遗迹最丰富的具有皇家宫观特征的道教正一派祖庭遗址，是宗教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
发掘区场景
西王赏功金币
明册封吉王金册
“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谁人能识破，买尽成都府。”谁曾想到流传于成都民间的几句民谣最终会被考古发现所证实。相传，张献忠顺岷江南下转移财物，遭明朝参将杨展伏击，战败船沉后大量财物沉于江底。发掘出水文物包括属于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金封册，“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和“大顺通宝”铜币，铭刻“大西”国号和年号的银锭等。此外还有属于明代藩王府的金银封册、金银印章以及戒指、耳环、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铁刀、铁剑、铁矛和铁箭镞等兵器。从时代上看，从明代中期延续至明代晚期；从地域上看，这些文物的来源北至河南，南至两广，西到四川，东到江西，涵盖了明代的大半个中国。围堰排水进行水下考古的工作方法，也开创性地为今后滩涂考古、浅水埋藏遗址的发掘提供了工作范式和借鉴经验。在专业性较强的考古工作中公开招募志愿者且全程参与考古发掘，真正做到了让公众了解考古、走进考古和享受考古。
如果说十大评选是考古人的一次聚会，帷幕落下后，他们或许又将坐上开往工地的列车、奔赴田野，投入到寻找过去未知真相的工作中。入选者载誉而归，遗憾未入选者也应得到掌声，每个发现都不是碰上，感谢所有考古人在2017年的辛勤付出。十大，我们明年见！
（图片由中国文物报社提供）
